他致力于艺术推广传播，他是国际重要画廊法兰西画廊的中国负责人、中国第一代艺术经纪人、第一代画廊主、首任画廊协会会长。他是程昕东，从他正式进入艺术行业，已经过去了整整25年。在他看来，艺术改变了他生命的质量和人生的历程。

90年代，他刷白了中国美术馆的墙面

1987年，学习化学的程昕东放弃了自己在化工厂的科长职位，考取了西北纺织工学院的研究生。在80年代短暂的开放中，程昕东和当时的年轻人一样，对文化、哲学、艺术开始了疯狂的阅读。对于艺术的积累也是从那时开始，完全是一种自觉。

“我们没有选择,1949年以后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是随着国家洪流不断地发生改变,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中国人都是被卷着的状态,我们的成长还好赶到了这种状态的末尾。”

1989年，程昕东离开中国，前往华沙的路上，因为偶然辗转到巴黎，进入巴黎索邦大学攻读艺术史。1992年他在法国北方小丑剧院勤工俭学，为英国导演彼得·布鲁克在巴黎秋季艺术节的活动帮忙。在一次莎士比亚剧目《暴风雨》的演出之后，他和导演的朋友们一起在剧场咖啡馆喝酒，坐在他旁边的正是法兰西画廊（Galerie de France di Parigi）的艺术总监卡特琳娜·蒂尔克（Catherine Thieck）。那是程昕东进入法国主流文化圈的开始。

正是1992年，程昕东作为法兰西画廊团队的一员，同时受中国外交部的委托，协调促成了法国著名绘画大师皮埃尔·苏拉热在中国美术馆的重要展览。

当时的中国美术馆，经历了文革后的开放，虽然作为国家级的美术馆，当时是缺乏内容，相对封闭的，完全不具备国际展览的对接条件。

“苏拉热第一次到北京来，是1992年的12月中旬。那时他刚从日本天皇的手上，拿到了1992年的天皇艺术奖。而到了北京，身高一米九的艺术家只能挤进当时黄色小面的的北京出租车里，这种反差是巨大的。”

程昕东回忆到，中国美术馆当时的场地条件很差，没有射灯，没有空调，墙面由于很多年没有粉刷，变得暗沉，同时美术馆的展墙甚至也有着中国特色的绿色墙围。对比国际的美术馆空间和参考标准，程昕东有一种深切的责任感，是否可以去扮演一个艺术的推动和传播者。

“当时做展览，就是一种巨大激情的推动，一定要把这件事做成。”

当时法国与台湾进行军备交易，中法两国关系一度趋向紧张，再加上对于展览软硬件的调整，展览的实施可谓是困难重重。但程昕东最终完成这一项目，作为皮埃尔·苏拉热的50年回顾展，展览的成功举办在当时引起轰动。

上世纪90年代，程昕东几乎就在法国与中国不断往返，“我在巴黎看世界,同时反过来看中国。” 但他并没有止于将国际的艺术家介绍到中国。随着程昕东在中法国际交流中的实践，他愈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需要将中国的艺术家同时推到更大的国际舞台之上。

那时他们还不是为人所知的“名字”

1993年春天，程昕东在法国策划了星星美展组织者之一，艺术家马德升的版画展；1996年，他策划了第一个在法国巴黎完整地介绍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四点交汇”——选择了张晓刚、方力钧、张培力、顾德新，从绘画、影像、装置不同媒介出发，呈现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真实状态。

展览打破了西方对中国艺术固化的想象，程昕东曾在采访中表示，“与其做一个包罗万象的展览，不如以小胜多，挑选思想和艺术手段更成熟，最打动人的艺术家。作为策展人，专业的判断很重要。过了20多年之后今天看来，那些选择也是合理的。”

在程昕东看来，当年选择这些艺术家时，“他们还不是为人所知的响亮的名字，而是刚刚开始以职业艺术家的身份开始登上舞台。最初是被他们的作品所震撼。”

在1993年前后，程昕东便开始进入圆明园拜访艺术家。那时艺术家们在贫穷中坚守的状态让他感动。“圆明园的冬天很冷，艺术家们住在小屋里，一盘饺子大家分着吃，烧着煤炉挤着取暖。”但那时的艺术家们依旧有着很强烈地对自由的寻找，并且愿意用艺术的方式完成自己面对社会的思考。

当进入展览选择时，程昕东还是坚持对于作品的判断。“蓦然回首，当对艺术家的选择判断被时间和历史证明时，我自然也会感到自豪和骄傲，但历史是无法被预测的。回看当初，还是面对作品的一刻，是否被激发，被感染。”从这种看似富有偶然性的选择之中，程昕东发现自己选择艺术行业还是有着感性且准确的判断力，正是这种判断力，让他走到今天。

尽管在法兰西画廊的工作，给予了程昕东很多的机会，同时收集了很多经验和社会资源。但他依旧希望回到中国，构建一个自己的空间，依托于中国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艺术背景而生，推动中国的当代艺术。

1997年，他选择回到中国。从独立策展人的身份开始推进展览，到在北京的四合院建立工作室，邀请艺术家驻留并完成工作室开放展览，这就是程昕东国际当代艺术空间的前身。

2000年后，程昕东曾连续八次携近百件世界艺术大师的巨制名作参加上海艺术博览会，其中，将罗丹雕塑《思想者》、达利雕塑《有抽屉的米洛的维纳斯》、恺撒雕塑《大拇指》、雷诺的《红色聚宝盆》、阿曼雕塑《维纳斯与大提琴》等重要作品也在他的推动下，成功落户上海。 而对中国艺术家的国际推动也从未停下，并非止于单次的偶然。《失忆与记忆——张晓刚个展》、《是我，是我们——岳敏君、方力钧、张晓刚作品展》在巴黎法兰西画廊的举办，都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当代艺术。

和美术馆的深切机缘

如果说，皮埃尔·苏拉热在中国美术馆的个展是程昕东与国内美术馆的开端，那么在后续的二十多年中，程昕东和美术馆可谓是机缘深厚。他的多重身份让他接触到了世界范围内的诸多国家级美术馆，同时他也见证了中国民营美术馆发展。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旬，程昕东就与中国第一批民营美术馆如成都的上河美术馆、天津泰达美术馆、辽宁的东育美术馆展开过展览合作。在程昕东看来，90年代投入做美术馆，都是大家对于艺术的情怀。带着艺术的梦想，或者对艺术的兴趣，当他们进入不同行业的成功之后，希望建一座属于自己的所谓的美术馆。其实，那时的民营美术馆更像是一个展览场馆或者艺术中心。但对于八九十年代极度缺乏展览空间的中国当代艺术来说，比起在阁楼或地下仓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来说，起码多了一些展示的舞台。

第一批民营美术馆可谓是摸着石头过河。1999年程昕东受邀在成都上河美术馆策划一个法国艺术家展览。那时民营美术馆对整个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如何策划一个展览的流程是不清晰的，对于整个官方的情绪他们是不了解的。距离展览开幕前一周的时间，请柬已经发了，艺术家准备启程，美术馆方面才发现忘记申报。不轻言放弃是程昕东的特点。在他的努力下，展览最终顺利开幕，同时驻法大使前来参加了开幕仪式，还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在90年代中国的社会背景下，艺术生态不是艺术自身的问题，还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也是文化项目所能带来的积极推动力。

但第一代民营美术馆也有着极强的不稳定性。程昕东认为，民营美术馆缺乏专业团队，并且与企业经营状态密切相关。尽管早期的民营美术馆已经不存在，但作为中国民营美术馆的先驱，他们的工作也应当被历史记住。

“那时依靠的是一种激情，去创建一个舞台和平台，从无到有。现在，中国的民营美术馆已经进入新的时代，当美术馆变得更专业和学术时，是需要去完善其中内在的机构和系统。”

做捐赠，是希望抛砖引玉

正是和国内外公私立美术馆长达二十余年的密切接触与合作，使得程昕东思考如何去推动面向美术馆的捐赠。

2017年12月9日，法国当代艺术家马歇尔·雷斯的雕塑作品《一、二、三，抓金鸡(Ric de Hop la Houppe)》捐赠仪式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程昕东和艺术家马歇尔·雷斯一起，将这件自己的旧藏捐赠给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这也是艺术家马歇尔·雷斯首次向公立博物馆捐赠作品，同时也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首件国际收藏。

在程昕东看来，“中国整个艺术系统之中，美术馆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好。不论是私人美术馆的发展，还是美术馆内在内容的完善。但当公共美术馆的结构还在初创过程时，美术馆不仅仅是一个硬件空间的问题，从制度上需要构建公共收藏，从收藏推进公共教育。作为公立机构，美术馆需要日常常态化的高品质展览和系列公教讲座来回馈社会。在西方成熟的美术馆系统之中，很多是通过个人及艺术家的捐赠，以充实美术馆收藏。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条件，来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2017年5月,“从莫奈到苏拉热:西方现代绘画之路”暨中法文化之春展览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展览的专业性让程昕东关注到这一新建成的博物馆，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瑞士驻华大使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建筑师马里奥·博塔举办的晚宴上，程昕东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杨冬江相邻而坐，关于美术馆的热烈讨论促成了如今的捐赠。

“在中国，综合类大学之中的艺术博物馆并不是很多。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是具有标志意义的。另一个原因，我是学习化学专业出身，又回归到大学时对于清华学府的崇拜。这种情绪的交织是有趣而复杂的。”

“当然，这次捐赠也取决于和艺术家建立的长期良好的信任关系。”程昕东和马歇尔·雷斯是多年挚友。

90年代，在法兰西画廊工作时，程昕东就了解到这位欧洲波普艺术之父——马歇尔·雷斯。两人在法国摄影师马克·吕布的一次家宴上相遇。2000年，程昕东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合作，举办马歇尔·雷斯个展。2005年，程昕东为马歇尔·雷斯的夫人在北京善化寺举办小型展览，展出其创作的关于玛德兰修女的一组作品，与善化寺之中的明代佛教雕塑相呼应。由于宗教和北京当时的展览情况，展览开幕晚宴后，就被要求撤展，仅仅展出了数小时。后来，马歇尔·雷斯的公子18岁选择来到北京生活，程昕东作为他的实际监护人，看着他在程昕东国际当代艺术空间工作七年后，成家生子，留在中国生活。

与一个艺术世家十余年的交往故事，也成为了这次捐赠背后别样的温度。

从未停止推动空间的流动

作为最早把中国当代艺术带到国际舞台的见证者，程昕东经历了中国艺术家从艺术市场顶峰到市场冷静期的全过程。

他从未试想过，市场的肯定和幸福会来得这么快，变化也会这样快。在程昕东看来，从中国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到2000年后的经济全球化，中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经历社会的变革和崛起。这批艺术家身上，经历了特定的时段，需要一种井喷式的出口，这不是一蹴而就，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去很多代人的东西，都落在这代艺术家身上。当然市场的调整和变化，与社会的介入密不可分，这种过山车式的变化太丰富，也太痛苦。

尽管如此，程昕东从未停止对于艺术交流的推动。他持续推动自己所提出的“流动空间”的概念，在世界舞台上，呈现中国艺术家的创作面貌。

2007年，中俄文化交流年之际，程昕东受俄罗斯国家美术馆的邀请策划大型展览“中国当代社会艺术展”，共邀请了43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当代知名艺术家参展。2008年，程昕东又将40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带到了希腊雅典国家当代艺术中心。2009年，程昕东携30多位中国当代艺术家、中外媒体、评论家、收藏家，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古巴国家美术馆”展出名 为“北京-哈瓦那，新中国当代艺术革命”的展览。该展览也是自1960年中国与古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家在古巴国家美术馆举办的首个大型展览。程昕东和798艺术区一起策划“北京798印象”全球巡回展，2014年在法国波尔多、2015年在荷兰海牙、2016年在罗马展出。

2012年，为表彰程昕东在艺术界的杰出贡献，法国政府文化部特别授予其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他在采访中表示，“我喜欢’骑士’的称号，它有一种革命的精神，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逗号”。

法国驻华大使顾山在2015年“中法文化之春”活动致辞中这样评价程昕东，“他是中法文化艺术的推广者和传播者，为推动中国与法国，甚至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文艺交流，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程昕东说，“我们恰恰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哪怕是最差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这种风起云涌是史无前例的。”